前麻省理工总面试官:别让孩子在异国成为孤独的“局外人”

 看点    独自在异国求学的留学生们,总会感受到因不同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隔阂感,这在未成年孩子中尤甚,他们也被称之为“第三文化儿童”。对第三文化儿童来说,该如何度过迷茫期呢?外滩教育邀请到家有三儿、经历两次跨文化转变的蒋佩蓉老师,请她结合自身经历,与大家分享文化冲击的重点,以及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应对文化冲击以平衡心态。


文丨周滢滢    编丨Travis


随着国际教育的发展,留学生群体日益庞大,也日益低龄化。他们当中,有的跟随父母迁居,有的独自留学海外,但是都生活在不同于母国的文化当中,被称为“第三文化儿童”

美国社会学家鲁斯·尤西姆博士,曾在1950年出版的《第三文化儿童》一书中,首次提出“第三文化儿童” (Third Culture Kids,简称TCK)这一说法。

它是指那些幼年时期,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时期,在父母本国环境以外的国家,求学和成长的孩子。正因为和父母所处文化的不同,他们在成长过程中,需要应对一系列的挑战。


《第三文化儿童》

“第三文化儿童”最显著的特征是: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文化。

在跨文化的过程中,他们需要经历一系列文化冲突和社交挑战,以及“我是谁”的身份认同和归属认知。与此同时,他们也要处理因为不断地告别,而带来的丧失感。

外滩君在“放弃“精英教育”,这对高知父母如何“逆潮流”育儿?一文中,采访过的蒋佩蓉夫妇,他们的家庭,正是一个典型的跨文化家庭。

蒋佩蓉曾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,也是多本家庭教育畅销书的作者,更是三个阳光大男孩的母亲;丈夫林为千,曾任微软创投大中华区负责人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运营总监。

蒋佩蓉夫妇

作为第一代“第三文化儿童”(TCK),蒋佩蓉和丈夫,在幼年时期,就都移居北美,成为小留学生,并双双考入麻省理工学院。

后来,因为工作调动,他们的大儿子凯文、二儿子凯恩、小儿子凯安,都在孩童时期,就从美国转来中国公立学校念书。等到中学阶段,他们又陆续转学到了国际学校。

就这样,蒋佩蓉的三个孩子,相当于经历了两次“跨文化”的转变,也比一般TCK儿童遭遇了更多的文化冲击。

如今,凯文已经从麻省理工毕业,放弃了硅谷大公司的机会,投身一家创业公司,闲余时间不仅写诗,还参加各类公益活动;凯恩也从伊利诺香槟大学毕业,利用自己的社交特长,探索将专业知识和管理学相结合;热爱艺术的凯文,则在父母的鼓励下,如愿以偿得到了芝加哥美术学院的offer。

这一次,蒋佩蓉将结合自己和孩子的亲身经历,为我们讲述跨文化儿童会遇到的文化冲击和各方面的挑战,以及有留学生群体的家庭,可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。

蒋佩蓉一家五口


相比语言,文化冲击才是最大的挑战

为了能让孩子有一个沉浸式学习汉语的机会,蒋佩蓉决定,不送孩子去国际学校,而是去中国公立学校就读。

蒋佩蓉觉得,既然来了北京,就要入乡随俗,学习当地的文化跟语言,不能浪费了这个机会。”

然而,刚转来中国读书时, 三个孩子的中文水平,实在让人犯愁。

老大凯文已经上六年级,刚转到中国学校时,他们连基本的拼音都不会,而同龄孩子已经认识五六千个汉字;最小儿子的凯恩才两岁,在中国的幼儿园里,几乎一个汉字都听不懂,哭了整整三个月。

当然,感到犯难的可不仅是孩子。因为蒋佩蓉夫妇从小移居海外,日常使用汉语机会不多,就连他们自己也是从零开始,和孩子一起学习汉语。


幸运的是,在沉浸式的汉语环境中,三个孩子的语文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

在经历了“语言阵痛期”后,三个孩子都能听懂老师上课,也能和同伴自如地交流。如果抛开美国国籍身份,起码看上去已经和中国孩子相差无几了。

“但是,作为第三文化的孩子,经历的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复杂,并非只是语言学得多快,是否跟得上学业,这些最表面的问题。”

回想自己的跨文化求学经历,孩子们坦诚:“语言上的障碍,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因素。最大的挑战,其实是背后的文化冲击和思维模式,还有一种‘局外人’的痛苦。

传统意义上,我们会认为,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,是语言上的挑战。只要语言关过了,融入国外的学习和生活,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

蒋佩蓉表示:实际上,应对文化冲击和自我身份的认同,可能比语言工具的掌握,要困难得多,这也是很多父母忽略的问题。



蒋佩蓉的二儿子凯恩,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一直在试图理解自己“局外人”的身份。

在美国小学读书的时候,他曾天天对着美国国旗朗诵效忠宣言,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。到了中国学校,因为拒绝佩戴红领巾,因此和老师的关系搞得很僵,也和同学产生嫌隙。

但是,当他暑假回美国过夏令营,遇见那些对中国人有偏见的美国人,他会生气地去纠正、维护,和他的美国同学们辩论。

“我到底是哪一国人?”他迷惑了。“最经典的身份挣扎就是,奥运会的时候,当中国跟美国竞赛,纠结到底该支持哪个国家队?”

在融入不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,不仅仅是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问题,还有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交问题。

“刚开始进入一个环境时,孩子们能听懂对方说的每一个单词,却不懂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角度;参加学校的戏剧排练,捕捉不到隐含在台词背后的笑话… …这些都是文化上的疏离感。”

蒋佩蓉的二儿子 凯恩

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求学多年,却不能完全融入本土生活圈。

这是因为,虽然他们的社交圈中,有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,但那些最好的伙伴,依然是中国人。

对于“如何提升孩子在国际化环境中的社交自信”这个问题,蒋佩蓉道出了她的心得:“兴趣爱好,是最好的社交名片,赋予孩子社交能力的最好方法,就是让他有自己的兴趣追求。

音乐,是这个家庭的共同爱好,蒋佩蓉夫妇就和孩子们,组建了一支“林家乐队”。每到一个新的城市和社区,他们就通过音乐表演,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。

音乐,成为他们融入当地生活和社交圈的“共通语言”。

“人跟人之间的情感链接,都是建立在兴趣和体验上面的。即使语言、文化不一样,只要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,交往起来就能够如鱼得水。”

一家五口组成“林家乐队”


应对文化冲突的方式,因人而异

对于跨文化儿童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,乃至偏见和歧视,蒋佩蓉一点都不陌生。

早在蒋佩蓉11岁时,她就跟两个妹妹从台湾来到加拿大温哥华,成为没有父母陪伴的小留学生。

虽然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中长大,不过三个姐妹对新环境的接纳程度和应对方式,却截然不同。

自尊心强的蒋佩蓉,决定不融入新环境,依然追捧台湾流行歌曲和电视剧,以中国人的身份为荣;恰恰相反,她的二妹很喜欢新环境,完全拥抱新的文化,成为一个地道的加拿大人;而最小的妹妹,最为敏感,她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愧。

从三姐妹的跨文化故事来看,TCK群体面对新文化、言语、和环境的反应,完全是因人而异。

不过,这种文化认同和归属感,也在不断变化当中。


蒋佩蓉三姐妹到了大学以后,原本最排斥自己身份的小妹,突然想要寻根。因为大学同学对她的亚裔身份非常好奇,她选修了东亚研究系,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台湾,当起了律师,用最地道的中文工作,让蒋佩蓉全家都对她刮目相看。

“不需要担心孩子,因为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,他的身份认同就会完全改变。对于一个跨文化儿童来说,他的文化归属感,可能会受到自身的个性、喜好,乃至同学、朋友的影响,并非一成不变。”

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跨文化儿童,是否拥有更多元的身份认同,而不是单一的文化归属?

蒋佩蓉也曾跟孩子探讨过这个问题,他们的回答是,“认为自己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美国人,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,而是综合吸收了两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。

同样,在很多留学生的身上,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个特点。因为不属于某种单一的文化,他们更善于从多种文化、多种角度来思考问题。

林爸爸(中)和三个儿子

蒋佩蓉的家庭氛围也是如此。“对任何新闻时事的讨论,我们都不会只看某一方观点。孩子们会找来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,中国怎么讲?美国怎么讲?俄罗斯怎么讲?中东世界又会怎么讲?了解足够多的信息,加以自己的思考,再得出客观结论。”

回顾这段跨文化经历,蒋佩蓉的三个孩子,都认为这是成长中最珍贵的礼物:“文化冲击所带来的逆境和挑战,正好提供了一种无拘无束的视角,迫使我们开放思想,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批判性思考。

未来,随着全球化的发展,将会涌现出越来越多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在世界各地的跨文化儿童,他们无法回答“你从哪里来?你是哪里人?”这样的简单问题,只能回答“我的国籍是**,我目前生活在**。”

他们更像是“世界公民”,不需要通过特定的生活环境来寻求安全感,能在不同各种文化中切换自如,也会对各种各样的文化,充满了好奇和尊重。

就在外滩君此次采访之后,佩蓉最小的儿子凯安就要高中毕业,即将赴芝加哥美术学院读书;夫妻俩也租掉了在西雅图的房子,开着一辆房车,开始了“四海为家”的旅途;大儿子凯文,则打算在结束手头的工作以后,去阿拉伯中东世界和非洲待一段时间。

蒋佩蓉夫妇的“房车旅行”

蒋佩蓉表示:“我们都很享受这种‘漂’着的状态,相比较永远生活在一个地方,显然新的国度和完全不同的文化,才更有吸引力。”

处理丧失感的心理需要

“当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,或送出国留学的那一天起 ,你就将养育出一个‘第三文化’的孩子。

他们每天接触到的是外籍老师,同学来自全世界,彼此用外语沟通。

因为文化、语言和思维的不同,第三文化儿童和上一辈的观念冲突可能会更加强烈。

对于这一说法,蒋佩蓉深感认同。

现在很多家长,都倾向于将孩子从很小的时候,就送出去留学,这也使留学生群体出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。

“是不是越早出国留学越好?”对于这个疑问,蒋佩蓉有自己的看法,“在初高中以及更小的年龄段,无论是否选择留学,父母都应该尽可能陪在身边,而不是让孩子独自面对文化冲突和身份认知上的挑战。”



这个年龄段的孩子,他们有很多青春期的敏感,比如在意自己在同伴眼中的受欢迎程度,担心自己能否交到男女朋友、能否能被朋友圈接纳… …

尽管寄宿家庭、学校老师,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,但是他们无法代替父母在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

“如果没有和孩子的朝夕相处,就算天天电话视频,父母也难以捕捉孩子正在面临的困惑,还有情绪上的失落。这一阶段父母角色的缺位,也会使亲子关系遗留很大的问题。”

有一段时间,小儿子凯安刚刚转到国际学校时,曾一度心情不太好,好像对学校生活提不起激情。敏感的蒋佩蓉猜测,也许是一直在本土学校成长的凯安,难以融入一帮外国同学的圈子,甚至可能受到了排挤和歧视。

她就变着法子和孩子聊天,但是,又很注重方式方法,不会直白地问:“你和新同学关系好吗?”“你受大家欢迎吗?”蒋佩蓉认为,父母这么问,自尊心强的孩子一般不会和你说实话,而且会敷衍家长。

她建议,家长不妨学会“旁敲侧击”,比如:“你中午吃饭是一个人吃吗?”“和你一起吃饭的是谁?你喜欢这个朋友吗?能为我介绍一下吗?”类似有技巧的亲子对话,既不会让孩子反感,家长也能适时了解孩子和同伴之间的关系、对新环境的融入情况。

凯安为妈妈的书《丰盈心态养孩子》设计插画内页


“脆弱”是链接情感最重要的钥匙,在亲子关系上也是如此。当了解孩子的处境以后蒋佩蓉提醒,不妨多以“弱者”角色,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脆弱和挣扎拥抱她,孩子愿意向你敞开内心的脆弱。

想要和孩子有更多的共同话题,父母也要以身作则,以开放的心态,试着去融入另外一种文化,让孩子知道你也在迎接挑战和成长。

当然,最重要的一点,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,就是跨文化儿童会面临更多的丧失感。

第三文化研究者,也是《第三文化儿童》的作者之一David Pollock说:“一个TCK在20岁以前,需要处理比单文化人一辈子都要多的丧失经历。”

因为长久告别某一样东西,可能是难以带走的物件、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、或是难以割舍的感情而产生的丧失感,是TCK群体最需要面对的一种心理感受。


为了帮助孩子化解这种丧失感?蒋佩蓉的窍门是借助外界工具,比如可以表达内心伤痛的小物件。

2003年,蒋佩蓉夫妇带着三个孩子,举家从美国搬来北京时,她给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个回忆箱。以后,每离开一个地方,孩子们都会挑选一些东西,放到各自的回忆箱里。

直到现在,他们都还保留着自己的回忆箱,只是里面的物件会不断更新。不管空间如何变换,总有一些重要回忆陪在身边。

“此外,通过写作来排遣内心,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。你会发现,很多TCK都擅长写作。因为他们内心有很多东西想要表达或倾诉,通常会诉诸笔端。”

正如蒋佩蓉的大儿子凯文,这个被麻省理工学院提前录取的“理工男”,却很喜欢通过写诗,来抒发内心的感受。

目前他已经写了三本小说和400多首诗,其中一本半自传体青春励志小说《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》,就是通过日记的形式,真实再现了一个青春期男孩,移民后语言不通、成绩不理想、与家人朋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,如何从迷失自我中走出的故事。

凯文半自传体小说
《冒险是红色的自行车》

当然,每个孩子可能都有不同的倾诉方式,关键是,父要能引导孩子表达内心的情绪。

在采访的最后,蒋佩蓉推荐一部电影《头脑特工队》,讲的就是一个关于如何处理丧失感,以及为什么这种感受需要被自己和身边人接纳的故事。

直面丧失感给自己带来的痛苦,承认并接纳它,然后从痛苦中疗愈。这样,你才会看到,自己的内心以及爱的能力和深度,都被扩大了,也更能迎接和进入新的人生季节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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