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代宗师今年1000岁:他的22字格言,举国皆知

横渠四句,不朽


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,会发现国家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讲话中,都引用过同一句名言:


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
没记错的话,这短短22字名言并未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,但绝对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。只要在某个场合听过一次,下次保准张口就能背出来。


关于这22个字,学界有一个专称,叫“横渠四为”“横渠四句”。它的作者叫张载,“北宋五子”之一,生于1020年,今年恰好是他诞辰1000年。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,故被后世称为“横渠先生”。
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“横渠四句”影响中国也达千年。从它诞生之日起,就被每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,并以一生践行之。


而且,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,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: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,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,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……


有学者说,“横渠四句”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。


千年来,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,那一定是“横渠四句”:


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
▲张载画像




01. 遇上范仲淹



距今大约980年前,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少年,托人卖掉了帝都开封的祖宅,然后在陕西横渠镇的一个村子购地、建房、落户。这个举动搁在今天,就是一个逃离一线城市去往四五线地区的爆炸性新闻。


不过,张载选择定居横渠镇也是纯属偶然。


他祖籍就是开封。1020年,因为他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,所以出生于长安。张载的名字,取《周易》中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之意,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。


15岁那年,父亲在涪州(今重庆涪陵一带)知州任上病逝。身为家中长子,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,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,欲归葬祖籍开封。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横渠镇,因盘缠用光了,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,只好滞留此地。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。


或许是冥冥中注定,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,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,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地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圆点。


在三年守孝期间,张载作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,决定定居横渠镇。


史载,张载“少喜谈兵”,是个热血军迷,跟着友人学习兵法,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(今甘肃临洮一带)失地。


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,武人没啥社会地位,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。谈来谈去,无非纸上谈兵,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嘴炮而已,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,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。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,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,要么变成士大夫中的一个嘴炮。所幸,21岁那年,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。


1040年,三川口之战,北宋败于西夏。52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,兼延州(今陕西延安)知州。范仲淹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,无论人品还是能力,都堪称完美。


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,立马带着他写的《边议九条》奔赴延州。


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,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。我们只知道,年长30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:


“儒家自有名教,何事于兵?”


意思是,你作为一个读书人,应该着力重振儒学,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。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,唉,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,年轻人。


临别时,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《中庸》,勉励他说,要下苦功夫。


▲范仲淹赠《中庸》给张载 图源/电视剧截屏


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,收拾行囊,回到横渠家中,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。


两年后,刚在庆州(今甘肃庆阳)修完新城的范仲淹,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,遂请他到庆州相见。张载应邀写了《庆州大顺城记》,范仲淹自掏腰包,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。


实际上,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。


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。10年后,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,用的是这笔钱。又5年后,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,还是用这笔钱。


大约600年后,明末大儒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说,范仲淹“一生粹然无疵,而导横渠(张载)以入圣人之室,尤为有功”


张载确实幸运,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,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,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。而儒学也是幸运的,在11世纪遇到了范仲淹。


很多人知道11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,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。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,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,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“宋初三先生”中的胡瑗孙复,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。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、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,举世罕见,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。


▲范仲淹 图源/电视剧截屏




02. 与王安石的故事



在同时代的人看来,张载并不是天才。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,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,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——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。


张载曾自撰一幅对联,“夜眠人静后,早起鸟啼先”。贴在书房两侧,时刻激励自己。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,因为苦读,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。


张载比理学二程——程颢、程颐兄弟,年长十二三岁,是他们的表叔。但即便是晚辈,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“苦心极力”之象,读书太用力了,堪称艰苦卓绝,跟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。


1057年,嘉祐二年,张载参加科举。考中了,登上了传说中的“千年科举龙虎榜”。那一榜中进士的人,除了张载,还有苏轼兄弟、曾巩兄弟、章惇、程颢等等,一个个如雷贯耳,人中龙凤。那一年,张载已经38岁,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,仅比经历更苦逼的曾巩小一岁。


但苦读出身的张载,总算熬出头了。考完后,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,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,开坛讲易经,名动京城。


也就是在这个时期,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——程颢、程颐兄弟。经过一番秉烛夜谈,第二天,张载对他的听众说:“易学之道,吾不如二程。汝辈可师之。”此言一出,二程名声大震。张载虚怀若谷,由此可见一斑。


1068年,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,询问治国之道。王安石直接说,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,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,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”。


第二年,1069年,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,推荐理由是张载“学有本原”,“四方之学者皆宗之”。也就是说,在张载50岁这一年,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根据程颐的说法,张载“所居之乡,学者不远千里而至,愿一识其面,一闻其言,以为楷模”。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,至此时,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,张载终于开山立派。他创立的门派,后来被称为“关学”,与周敦颐的濂学、二程的洛学、朱熹的闽学,一起并称为“濂洛关闽”,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。


宋神宗听说帝国还有这号人物,赶紧召见。像问王安石一样,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。


没想到,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差不多,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。张载的原话是:“为政不法三代者,终苟道也。”皇帝听完,像打了鸡血一样,很兴奋。这说明当时帝国最聪明的脑袋,想法都是一致的。


一年后,1070年,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宰相,拉开了变法序幕。


新法推行后,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,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。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,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,张载答复说:


“朝廷将大有为,天下之士愿与下风。若与人为善,则就敢不尽。如教玉人追琢,则人亦故有不能。”


啥意思?变法我是支持的,但你要与人为善,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;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,那可不行。


也就是说,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。


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,张载也属于变法派,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?一个主要原因是,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,过于激进,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。


最终两人“语多不合”,王安石“默然”“不悦”。


没多久,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。针对这次人事安排,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,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,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?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,张载这么厉害的人,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,有何不可?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。


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,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,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,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。


看到此种局面,张载于是辞官,返回横渠讲学。


从某种意义上说,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“学生”,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“遗产”的优秀继承人。具体来说,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,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;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,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。


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。王安石在帝国政坛摸爬滚打多年,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,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,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。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,两次获得皇帝召见,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,但从未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,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。


然而,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,也无法阻止张载践行自己的变法理念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,叫做“纵不能行之天下,犹可验之一乡”


辞官回到横渠后,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,依照《周礼》的记载,划成井田,中间留一块公田,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。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,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。这些效仿三代、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,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,不过,张载的较真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。


反观王安石,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,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,绝口不谈国事,一心研究佛学。一代改革家的政治生命,悲情告终。


相比之下,张载辞官后还能孜孜于自己的变法试验,在勇气上是否已经超越王安石了呢?


▲王安石画像




03. “北宋五子”的使命



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,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,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。


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,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——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,他的终极追求是,他苦读、冥想、彻悟得来的东西,要有利于百姓。在他眼里,“利于民则可谓利,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”,对百姓有好处,这才是意义所在,对自己有好处,甚至对国家有好处,都意义不大。


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。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,一点一滴去做。他没有抱怨,没有放弃,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。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,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,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。


张载的思想很深邃,但落脚点很细微。格局高远,又很接地气。


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,你可能很难想象,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,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“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”(韦政通语)的大师。


我在关于周敦颐的文章中,提到过“北宋五子”(邵雍、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)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。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,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,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,像是遭到了降维打击。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,用他们的说法叫“道丧千年不得传”,至晚在西汉以后,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,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,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。好不容易到公元8世纪出了一个韩愈,在思想上“反佛”,结果,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,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。


“北宋五子”的使命,就是再造儒学。说得直白点,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,赋予它更高的逼格。


在这个大背景下,“北宋五子”,还有后来的朱熹、陆九渊等人,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儒家理论体系,不仅用于解释社会,还用于解释宇宙。他们的儒家理论体系,被统称为理学


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释,他们之间又有了的哲学分野。


我们知道,二程和朱熹主张“理生万物”,这一派后来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统,形成狭义的理学,影响到了近代,才被口诛笔伐;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主张“心即理也”,这一派形成心学,同样拥有一大批粉丝,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。


而张载,则是“气”的理论创始人。他以“太虚—气”为最高范畴,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——气。用现在的话说,张载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,理学、心学的重要命题,在他那里已经都显现端倪。尤其是他阐发的“民胞物与”“横渠四句”,达到了宋代理学最高峰的境界,受到宋明诸儒的集体膜拜。


但可惜的是,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,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: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,还得能熬,要活得够久,不然打下半片天,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;二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,显得师门热闹,声势壮大,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,这就更稳了。


所以说,张载跟周敦颐一样,都吃亏在生得早,走得早。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,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,然而,两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岁,还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。相较而言,二程就好命了,他们出生晚一些,尤其是程颐活到了75岁,从11世纪熬到了12世纪,洛学在他手上就做大了。


而因为张载走得早,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吕大临,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了二程门下。此消彼长,门派的影响力差距,无形中又拉大了。


以至于后来出现什么情况?二程洛学声势浩大,程门弟子养成一个坏毛病,喜欢贬低其他门派,来神化洛学的正统地位。他们甚至要“吞并”其他门派,公开宣称张载之学源于二程,张载这个表叔都是跟他两个表侄学的。搞得一生自负的程颐都不好意思,要出来说一句:“表叔平生议论,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,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。”徒儿们,别过火了,都散了吧。


▲程颢、程颐兄弟画像 图源/图虫创意


与之相反,二程师门倒是经常从张载这里汲取营养。


张载写有一篇奇文,叫《西铭》,全文仅253字,却被视为千古名篇。在《西铭》中,张载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,“乾称父,坤称母”,社会中的所有成员,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。以前说“君父君父”,以皇帝为父,张载在文中却说,皇帝只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,即所有人无论贤愚、不管地位高低,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。著名的“民胞物与”的思想,也出自这篇文章。


明朝人说,“读《西铭》,有天下为一家,中国为一人之气象”。


有学者分析,张载此文将家庭关系推广到整个世界,意味着赋予世界以普遍的伦理之序。这一观念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反复确认,从二程到王阳明,都一再肯定“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”,这种一体,便可以视为“民胞物与”说的引申。


二程兄弟很喜欢张载的《西铭》,认为此文所说“扩前圣所未发”。他们把此文列为洛学的基本教材,要求每个弟子必须研读。


由于关学本身的传承没有洛学强盛,张载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门派得以流传。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直到20世纪初,近代革命先驱在发展新人、培养志士时,还会将《西铭》当作训词。


从这一意义上说,张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门派,超越了时代。


▲赵孟頫书写的《西铭》(局部)




04. 横渠四句,不朽



张载写过一首咏芭蕉的诗。28个字用了7个“新”字,很好玩,又饱含哲思:


芭蕉心尽展新枝,新卷新心暗已随。

愿学新心养新德,旋随新叶起新知。


有人说,这是张载对改革变法的支持。也有人说,这是张载对创新的执念。


他确实从未停止对新知的追寻。即便在他成名之后,他仍“终日危坐一室,左右简编,俯读仰思。冥心妙契,虽中夜必取烛疾书”。


他教导学生说,“夜间自不合睡,只为无可应接,他人皆睡了,己不得不睡”。当然,他夜里不睡,或说不想睡,不是想起来嗨,而是要下苦功夫读书悟道。朱熹很佩服张载终生用苦功,说他这是“勇”,没有勇气打底,谁也下不了这么大的苦功。


他讲了很多道理,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,而是用来要求自己。面对问题,总是反躬自问,从不指责别人。包括他最为著名的“横渠四句”,也是用于自律,不是用于他律。


尽管我们在无数的场合听过“横渠四句”,但要知道,它随时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


马一浮说,张载为什么说“为万世开太平”,不说“为万世致太平”?很简单,“致”是实现的意思,“开”则是一种期待,张载“有德而无位”,他根本无法像范仲淹、王安石那样有机会去“致太平”,所以只能说“开太平”,垂法于后世,以待圣贤致太平。


但从张载的“无力”,不正说明他讲的道理,都是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吗?


根据他的学生回忆,张载是听到灾荒、百姓没饭吃,他自己就吃不下饭的那种人。他无能为力的时候,只好要求自己“感同身受”。


张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,但财富的有无和多少,从未影响他修炼成为一个颜回式的大儒。


在公道大义面前,他从不畏惧。而对于自己,则了无所求。他愿意为理想献身,但当理想不能实现时,他也绝不苟且,辞官,回乡下,讲学,种地……富贵于他如浮云。


无论读历史,还是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经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挥别人的人。千万记住了,一个人一旦要求别人高尚,他自己已不高尚了。你要拿着“横渠四句”去要求他人,张载听到了也会不高兴,真的。


1077年,张载获推荐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。因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来,很快,他再次辞官。


同年冬天,在返回横渠的路上,行至临潼,58岁的张载安然辞世。


他去世时,身边仅有一个外甥。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,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。


大雪纷飞,圣人无声离去。


▲于右任书写的“横渠四句”


但千百年来,他的理学思想,他的“横渠四句”,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座右铭,象征着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标:


张载死后大约180年,一个江西人在殿试时,一字一划写下了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,他成为了那一年的状元,最后也成为了一个朝代最后的脊梁;


又大约400年后,一个浙江人在书中击赏张载,击赏“横渠四句”,他最终活成了榜样的模样,少年刺奸,中年抗清,晚年鸿儒,抨击君主专制,成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;


又大约280年后,一个现代思想家在抗战烽火中,向大学生们普及了“横渠四句”,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,国族的复兴……


或许,张载并未真的离去。


他今年刚好1000岁。


参考文献:
[宋]张载:《张载集》,章锡琛点校,中华书局,2012年
[元]脱脱:《宋史》,中华书局,1985年
[清]黄宗羲:《宋元学案》,中华书局,1986年
张岱年:《中国哲学大纲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4年
龚杰:《张载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1996年
卢有才:《张载与王安石: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》,《南昌大学学报》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15年第3期
林乐昌:《张载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思想》,《地方文化研究》,2015年第1期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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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宋往事;中国历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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